这种报道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将大量的信息输送到无数人的大脑中去，一份报纸就像一位不请自来的顾问，它每天可向你扼要地报道国家大事而又不至扰乱你的私事。
这四个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宪法实施的知识与原理的依托，或者说，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研究，也会使得中国宪法实施的研究处在悬空状态。二、惯例化运行：宪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宪法实施面相较之于政治化实施，惯例化运行是从实际政治生活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或者说，其对中国宪法实施的理解不是以中国宪法文本为核心，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为依据。
（2）已被无条件地被推定为完全合理的、从而值得注释宪法学的信赖。其二，由于中国宪法性质具有多面性，所以，每一种关于中国宪法及实施的研究取向都具有存在意义的合理性，并且这种合理性不只是依托横向上的彼此区分，主要是或更是依托纵向上的深度挖掘与展开，因而，这种并举式的整合性研究并不是以消除差异为目标，而是以立足于差异基础上的调和并形成合力为指向。但我国的宪法学者则恰恰只重视了凯尔森所言的第二个功能，将宪法誉为母法即表明了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实践中发展到极致，以致我们对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持久地持踌躇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当今中国，宪法本身只能消极地等待其他立法将其规定或精神加以具体化并付诸实施。针对普通公民可提出是否参加了选举、是否参加了相关组织、是否对某项公共事务发表了相关意见、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质询是否得到了答复等问题，若做肯定回答，就说明宪法典或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也在最为纯粹的经验层面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中国国家与公民（阶层）的关系问题，既牵扯到中国国家性质与国家建设，也关涉到中国社会存在形态与行动逻辑，这就导致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较之于西方更为复杂化。
强世功博士针对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存在巨大背离这一现象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且递进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之间出现巨大的背离？第二，如果说中国的宪政实践并不是完全遵循成文宪法规范，那么中国宪政秩序建构是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秩序？第三，如果说中国宪政运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宪法文本所没有具体明确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究竟是怎样一些看不见的法律规则支撑着新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运作，以至于它在功能上发挥了宪法的作用，构成中国看不见的宪法、隐秘的宪法甚至真正的宪法？[30]这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中国宪法实施的核心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与解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展开与解释。与此相对应，在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方面，仍然依循西方的宪法权利保障原理与机制来设想中国的相应制度。其三，《物权法》还通过将征收客体限于单位和个人的不动产，从而在一方面缩小了《宪法》所规定的征收客体范围（宪法上规定的是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宪法》所规定的征收客体范围（《宪法》上仅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
第四，农业税减免之前，村干部经常代理或协助有关机关征收税费，并提留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村活动经费，前者可以提高其权威，后者则直接与其经济利益挂钩，所以村干部的积极性较高。本课题组调查征地补偿款如何分配时，在被调查人中，有9.22%的表示按人口，有52.17%的表示按被征用土地的数量，有13.39%的表示按人口和土地。第二个难题更为根本，它首先来自于肯尼斯•阿罗，又被博弈论的某些研究结论所支持。第三代的分享权，即公正分享自然资源、国民产值，并在健康的环境下和平生存的权利（如廉价住房、免费教育权利）。
其次，由于公益和私益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而法律界分公益和私益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所以，要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国家机关将私益转化为公益。无论是通过土地征收增加财政收入，还是中饱私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最终都是以损害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地矛盾开始使得规范的潜在冲突现实化。第二，确立公正补偿原则。首先要取消城乡居民的户籍约束，赋予全体国民以迁徙自由权。完善程序性规范，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致富造血的能力。
第二，公益与私益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第二，我国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触角更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时至今日仍缺乏市场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所需要的厚重的市民意识与其社会基础，国家的集权强力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农民原子化的原因有：第一，在工商业化大潮中，原来职业与身份高度统一的农民，开始出现了职业与身份分离的现象。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工商业化的道路。
政府应当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首先要符合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其次要考虑人民的欲求，再次要考虑政府的能力和财力，最后要考虑人性的弱点。但这一司法解释在1999年却被废止了。
最后，对比征收之后国有土地出让金收益，征收补偿微不足道。所有人所承担的一般性社会义务，是人人克制、人人受益，一般而言，相互中和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以较小的克制换来较大的受益，其受益足以弥补当初的付出。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20条将第3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三，政府通过对村干部选举、罢免及其行为的操纵与控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村民自治组织，从而保障公权力的强力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农村。（3）完善分配程序补偿费用账目应清晰、收支应公开，接受成员农民的监督。陈小君：农地法律制度在后农业税时代的挑战和回应，载《月旦民商法》第16期。这时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申请征收人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一切程序性权利。（3）建设公民社会，改善乡村社会生态第一，进行公民教育，建设公民社会。
而作为常态的税收，就具有可持续性。由于每家每户所得不同，政府和村干部就对具体补偿情况予以保密，搞暗箱操作。
（2）扶持民间力量，抑制政府强力第一，从暴力论到契约论。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这一类规范并不是要调整或改变某些社会关系，而仅仅是赋予这些社会关系以合法（合宪）地位，使之不受质疑或不受动摇。房地产业成为内地富豪们的主要财富来源， 令人深思。
复次，尽管这两种观点本身是不可能调和的，任何试图调和二者的做法都无法通过形式逻辑的检验——必定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但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不完美，但或许更贴近现实生活。土地征收前，农民可以一直依靠土地生存下去，也许生活不会很富足，但可以满足基本的温饱。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在征收过程中应赋予利害关系人对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申请回避权，应允许被征收人及利害关系人聘请律师参与征收过程，征收机关应为律师工作提供便利，（5）公正补偿原则国家征收土地，并非违法行为，而是基于合法原因。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底发布、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案件的意见》第5条。在法定期间内，被征地人对需用地人申请事业符合公共利益有异议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裁决。
3.动力因：政府的强力与农民的无力（1）政府强大的执行能力第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行使国家公权力，有国家法律和警察、法庭、军队作为后盾，名正言顺。（2）农民的无力农民的无力首先表现为农民对本村事务没有多少知情权，即使该事务与自己利益攸关也基本如此。
由于我国分税制改革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中，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即财权过度上收于中央、事权过度下移到地方，地税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财务危机。公益和私益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有关征收的法律依据、增进公共利益的事业、征收理由和决定、详细的征收补偿预案等等，除非涉及国家机密或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都属于公开的内容。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政府应转变职能：首先应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正。土地征收部门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需用地人的申请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后，应当正式通知需用地人和被征地人，主持双方就土地征收事项举行听证。地方GDP是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发展地方经济是当政者的首要任务。
有些人钻了短期和长期的空子，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变成短期行为，阻断它们变成长期行为。必要时，立法机关要针对个案是否存在公共利益，自行决策，以代替行政机关的决定。
这一限制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其一，国家立法限制国有土地流转，属于自我设限。外因是作为条件的原因，法律制度上的错误安排和缺失（特别是有关征收立法的不足）是最主要的外因。
第三，必要时使用中立机构。土地征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其本意，可以说变成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谋的一个结果。
